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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報特稿】建黨百年:“是黨的組織領導保住了中國第一所大學” ?——訪何國模學長
發布時間:2021-05-31    

“是黨的組織領導保住了中國第一所大學”

——訪何國模學長

□ 本報記者  趙暉


何國模:1928年出生于北京市,祖籍浙江余姚;1947年考入北洋大學,畢業后留校任職;上世紀80年代初期調到天津市委,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市教育衛生委員會主任等職。從1946年7月1日入黨那天起,他就堅定了作為一名黨員的初心,一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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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何國模


平津戰役前夕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國民黨政府要求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南遷,巍巍北洋這所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風雨飄搖。危難之時,黨領導了護校阻擊戰,組成了應變委員會,保護校產、轉移師生,在戰火中保護了學校,將中國第一所大學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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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4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在這場護校保衛戰中,當時只有21歲的電機系的學生黨員何國模是其中的骨干力量。憶起當年那場護校保衛戰,這位今年93歲高齡的老學長,思路清晰、娓娓道來,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春歲月。

堅定信仰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中學時代,何國模就立志學工科、學技術,用科技救國強國。他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入北平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的“學霸”。他愛好廣泛,尤喜讀書。1945年,剛上高一那年,他就在同班同學劉正洪的帶領下走上了進步道路。


抗戰勝利復校后的北洋大學校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對國家前途充滿希望,但是蔣介石反動政權在美帝國主義扶植下,撕毀政治協議,大肆向解放區發動軍事進攻,重新把國家推入了內戰的深淵。何國模憑著正義感和民主思想的要求,積極參加了學生運動。“在學生運動中,在跟敵人的斗爭中,我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產生了參加黨的要求。只有融入到黨的集體中,才能推翻三座大山。”何國模表達了強烈的入黨意愿后,劉正洪介紹地下黨領導人石甦同志和他見了面。


1946年復校后的北洋大學校舍平面圖


“石甦是中共華北局城工部派到北平專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職業革命家。石甦同志每周約我見一次面。因為當時是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見面的地方一定要非常安全。”會面地點是在北京圖書館和北海公園交界的地方。從北京圖書館的石欄桿跳過去,到北海公園西南角的湖岸,這里樹影婆娑,被遮掩得嚴嚴實實。在這塊人跡罕至的湖岸,石甦同志每周約何國模見一次面。上黨課主要講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講社會發展史,從勞動創造世界講起,講社會的五種生產方式,講共產主義必然實現,共產主義的內涵,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等。二是進行黨的教育,講階級的產生和消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和白色恐怖下黨的鐵的紀律、共產黨員氣節的要求等。這些話猶如一顆火種,點亮了何國模的理想之光,讓苦于尋找不到國家前途命運的青年,找到了奮斗的方向,從一個愛國的知識青年,轉變成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見面的地方,安全得不得了。”回憶起那段青春歲月,已逾鮐背之年的何國模仿佛又變成了那個翻石欄的少年。


現在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1946年7月1日,地下黨組織經過討論,批準何國模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有儀式,沒有宣誓,卻是我一生政治生命的開始,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生日。我下定決心,自己今后的一生一定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當時是做好犧牲準備的。”

臥底“求是學生會”

爭取進步青年

1947年秋,何國模被北洋大學冶金系錄取(后轉入電機系)。他的組織關系也跟著轉到了北洋,成為了北洋黨組織的中堅力量。他組織發展進步青年,爭取自由民主,迎接解放。

地下黨領導學生運動一般是通過學生自治會公開號召和組織的。“學生自治會跟現在學生會一樣,是大家選舉產生的理事,理事組成理事會,還有一個代表會,每班選個代表組成代表會。罷課簽名、組織游行這些事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由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學生自治會有個機關刊物叫《北洋生活》,我被黨指派在《北洋生活》擔任編輯,負責社論工作。社長是李銑,是大三的學生黨員。” 何國模回憶《北洋生活》是個鉛印小報,像現在參考消息大小,有4個版,定期出版,經常報道各地的學生運動情況,傳播進步思想。這份工作,在中學就辦過壁報的何國模干得得心應手,不過黨組織給他下達了新的任務——到國民黨控制的“求是學生會”做臥底。


2020年10月2日何老參加李曙森銅像揭幕


解放戰爭時期,在蔣管區的人民運動中,學生運動起著帶頭作用,給國民黨反動政府以嚴重打擊。“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為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國民黨對學生運動充滿了畏懼和警惕,他們在學生中培植自己的勢力,妄圖分化學生隊伍,打擊正義的學生運動。北洋大學“求是學生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國民黨外圍組織。

當時的北洋大學雖然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但校內學生運動蓬勃發展,進步力量占上風,國民黨和三青團分子聲名狼藉,不敢公開活動,就部署了蒙蔽爭奪學生群眾的新對策,成立了一個“求是學生會”,口號是“安心讀書”“在安定中求進步”,散布“學生的天職是讀書,不要搞政治運動”的思想,妄圖釜底抽薪,瓦解進步學生運動。一時蒙蔽了200余名同學參加,占全校學生的近四分之一。何國模的新任務就是要到這個組織去“臥底”,了解其情況,及時向黨組織匯報,使黨制定相應對策,對其進行及時的瓦解。

那時何國模剛到北洋大學不久,大家對他的政治傾向不了解,求是學生會的發起人劉承誥是北師大附中比何國模高一年級的學生,因為是校友,他主動找到何國模,拉他參加“求是學生會”。將計就計,黨組織決定讓何國模退出《北洋生活》的工作,不讓他再參加進步活動,而是打入“求是學生會”做臥底。何國模主動幫助劉承誥開展籌備工作,在“求是學生會”的成立大會上,劉承誥當選為主席,何國模被選為副主席。以后黨又派趙光夏、姜學錦兩位同志也打進去協助他工作。他們將“求是學生會”全體會員名單、該會領導層的政治結構、每個時期的活動企圖和動態、它受到學校當局哪些支持及它通過市內三青團的關系無償借用電影片來校內演出等情況,都及時向黨組織作了匯報。

“‘求是學生會’成立后正趕上那一年學生自治會改選,“求是學生會”上來就想奪取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如果他把領導權奪去,那北洋大學的進步學生運動將受到很大的障礙和挫折。‘求是學生會’推出劉承誥等十幾個人競選學生自治會理事,國民黨全力運作,為他們做了幾米高的照片牌,還組織游行,敲鑼打鼓地造勢拉選票。” 

因為何國模及時通報了情況,黨組織及時聯絡各進步社團,共同推選出一個由進步力量組成的競選名單,以避免選票分散。黨組織發動地下黨員、民青同志、進步社團在全校展開強大宣傳攻勢,進步力量方面的競選標語貼滿全校教學樓和食堂,甚至各個教室每張課桌上都貼上了競選人名單。


何老5月在校園接受天大電視臺采訪


“那一年的學生自治會爭奪戰是非常激烈的,最后選舉結果是進步力量大獲全勝。”何國模回憶說,后來黨組織發動進步社團剝開了“求是學生會”“中立”的偽裝,使得不少被蒙蔽的同學退了出來。到1948年暑假,“求是學生會”已經活動不起來了,實際上已名存實亡。

瓦解南遷

留住北洋

1948年下半年,遼沈戰役結束,平津戰役即將打響,國民黨政府下令讓北洋大學南遷。這時校內全部反動勢力的中心工作就是動員南遷。

怕學生反對,一開始國民黨對南遷計劃秘而不宣,打算悄悄進行鋪墊,然后一擊即中。他們廣泛散布“南方已為同學們做好了一切準備”的謠言。“求是學生會”等團體突然發起要召開全校大會商討南遷事宜的活動。按那時的規定,凡有超過半數同學簽名就可以召開全校學生大會。在廣大同學不明真相和進步同學缺乏準備的情況下,反動勢力勉強湊夠半數。地下黨組織了解這種情況后立即作出決策——拖延,先把這事拖下來,不使大會作出決議,然后再扭轉局勢。全校同學大會召開,先是幾個反動學生跳上臺去鼓吹南遷,然后是進步同學上臺與之展開激烈辯論。有的講過去北洋大學西遷所有儀器設備都丟了,中途流失了很多老師和同學,學校不可輕動,必須萬無一失才能決定南遷。有的講,南遷校址已經準備好了?誰也沒有看到,咱們應該派代表去南方考察,考察回來,如果真準備好了咱們再決定。還有的學生反問,北洋師生教職員工2000人,這么多人怎么走?有什么措施保證我們的儀器設備都能夠萬無一失,沿途平安?解決方案都定下來才能南遷。就這樣,這次由國民黨發起的南遷決議大會,被進步學生瓦解了。


何老4月向天大檔案館贈送回憶錄


會后,市地下黨學委指示,要進一步爭取群眾,揭露陰謀,盡一切力量制止南遷。于是全校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南遷斗爭。學生自治會派出同學親自到南方展開調研工作,了解到南方根本毫無準備的真相。地下黨員、民青成員和進步同學齊動員,分工做好周邊同學的工作。幾天內全校墻上貼滿了壁報、大字報和呼吁書,大造反南遷輿論。在充分有把握的情況下,一場由地下黨領導進步學生組織的學生大會召開了。時隔半個多世紀,何國模依然能清晰地回憶出那場決定北洋大學命運的學生大會的場景:多名進步同學慷慨陳詞,有根有據地駁斥主張南遷的謬論。《八千里路云和月》導演史東山的兒子史大千說:“我就是東北學生,遼沈戰役前,國民黨說讓我們東北學生進關內來讀書,說在關內都給準備好了,我們東北學生到了之后,根本沒人管。我們幾十個人住在地下室,連鋪的東西都沒有,現在又騙你們上南方去,你們還不跟我們一樣嗎?”隨后,學生自治會的同學上臺公布了實地調研結果:我們派人到南方正式調查,南方根本就什么都沒有……

“最后全體學生通過決議反對南遷,留在天津等待解放。這件事意味著北洋大學在政治上表了態,與國民黨劃清了界限。”何國模說,這次學生大會意義重大。

保護珍貴儀器檔案

護校迎解放

1948年12月初,平津戰役打響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天津。當時黨的指示是:“團結群眾,護廠護校,迎接解放。”

那時北洋大學國民黨當局的負責人都逃走了,學校處于無人負責狀態,在地下黨支部的領導下,北洋大學以學生自治會為基礎,吸收講師助教聯合會和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參加,組成了應變委員會,擔負起對學校實行領導的職責。這時地下黨支部通知何國模可以參加進步活動了。何國模加入應變委員會,并成為其中的骨干力量,投入到護校斗爭一線。

當時北洋大學地處戰斗的前線,國民黨軍隊幾次試圖進入學校,將北洋西沽校區作為國民黨軍隊的前線陣地。為了安全起見,應變委員會將全校學生和教職員工及家屬遷到河北女師的體育館和教室臨時安置。在河北女師居住期間,在應變委員會領導下,全體同學上午是學習討論時間,學習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入城約法八章等;下午,由各個社團開展文娛活動。為保護學校財產,地下黨支部把保護校產的任務交給了地下黨員高光國,高光國邀請何國模幫助共同完成這項工作。

“南大樓有個地下室,很寬敞。我們通知各系把貴重設備都送到地下室,同時把圖書館的貴重圖書、學校的重要檔案也都搬到地下室;把大門用磚砌上,整個墻面重抹一層白灰,再刷上白漿,站在外面看就是一個白墻。”師生及家屬遷往女師學院前,何國模和高光國籌劃組建了護校隊。護校隊由七八位進步同學和十幾位工人組成。在護校隊成立大會上,組織者宣布高光國任隊長,何國模作動員講話。北洋師生及家屬遷居市內后,國民黨軍隊進駐學校。護校隊員不懼戰火,始終堅守在國民黨軍隊的前沿陣地,看護校產,直至天津解放。就這樣,北洋大學的主要儀器設備、珍貴圖書資料、學校重要檔案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天津圍城后,天津和全國各省市的聯系被隔斷,北洋大學內來自各省市學生的經濟來源就中斷了。城內戒嚴,店鋪關門,任何東西也買不到了。圍城期間如何解決全體師生及家屬的吃飯是個大問題。地下黨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何國模。那段時間,何國模四處找錢、找糧,終于了解到,國民黨教育部為動員北洋大學南遷曾匯來一筆南遷費,已經到了學校,如果能拿到這筆錢,就能解決吃飯問題。“我就找學校出納組主任王培傑,說我是應變委員會的,讓他把錢拿出來,解決全校師生生活問題。他推脫說,我只是出納組主任,光我的簽字蓋章不行,非有學校負責人的簽名蓋章才能拿得出來。我就打聽哪個校領導還在天津。后來我找到了副訓導長張務滋的家,他說他勉強可以代表校領導簽字,但光他簽字不行,還得出納組主任簽名。于是我在河北女師借了一個教室,又動員了30個學生,把倆人同時請到學校。學生們把他們圍在當中,強烈要求買糧食、要吃飯!兩人無法推諉,都在支票上蓋了章。”

支票有了,錢有了,但糧食去哪買呢?幾萬斤糧食可不是小數目,糧店里買不到。后來有人告訴何國模,機械系的副教授張鳳崗有辦法。何國模趕緊找到張教授家,聽了何國模的話,張教授二話沒說,一口答應。當天夜里3點多鐘,張教授帶著何國模從學校出發往市里走,道路漆黑一片,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們走進了一條長街,進了其中一家糧食批發商行,這里和普通零售店不同,店內看不到糧食,房子中間擺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二三十個小布口袋,每個布口袋里裝著一種糧食的樣品。何國模當機立斷訂了20萬斤最好的小站稻,連腳錢一并付了,只有一個要求,第二天一定要送到。天亮了,他又買了5000斤咸菜、5000斤鮮菜。第二天一早,一大溜兒的馬車拉著裝滿糧食的麻袋,浩浩蕩蕩地進了河北女師,把糧食運進了膳團大師傅早就準備好的庫房。那個場面特別壯觀,圍城的一個多月里,倚靠這批大米、咸菜,全體學生、老師及家屬都到食堂來吃飯,一律不收飯費。學校有幾十名工人,他們都住在學校附近,每周來河北女師一次,按家庭人口發給他們糧食。天津圍城一個多月,這批糧食只吃掉一半,保證了黨組織部署的應變任務的完成。直到解放二、三十年后,有些老工人見到何國模還說,那個時候要是沒有應變委員會給我們發糧食,全家早就餓死了。“兩三天后就圍城了,全城戒嚴,要是晚個兩三天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糧。”何國模提起當時的情景不禁慶幸。

就這樣,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得以在戰火中保存,被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上。

(本版攝影:陳曉金  于福旺  丁宇)


(本版刊登于2021年5月30日《天津大學報》第4版 責任編輯 李丹 學生編輯 張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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